父亲是个唯物主义者。他没有保留骨灰。按照他身前嘱咐，他的骨灰撒在了钱塘江中。
    
    我的父亲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，他患癌症六十三岁就去世了。那时候，改革的春风雨露还没有飘到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。父亲去世那年，哥哥远在美国读书，我刚刚工作才半年，妹妹高中毕业还在待业。父亲一直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。记得他曾对我们几个子女说过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会供我们完成学业，我们能读多高，他就供多高。高考前的一个早晨，我接到父亲从校门口打进来的电话，赶紧跑出去，看到父亲和妹妹端着锅子，里面是父亲从小菜场买来亲自煮的鹌鹑蛋。父亲笑眯眯端着锅子的情形，就此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父亲对我们“读多高供多高”的结果是，周围邻居的孩子都挣钱养家了，而我和哥哥却都在外地读研究生。那几年通货膨胀得厉害，家里经济开始拮据起来。一向节俭的父亲就更节俭了。那时我们自己不觉得什么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深感父亲的不易，联想到前些日子报上登的一些儿女诉父母要求支付学费的官司，更觉感慨。作为知识分子，父亲是有些迂腐的。几个孩子曾经因为在学校功课好让他一直很觉骄傲。可上大学后，哥哥和我为了出国留学，一个不惜退学，一个放弃了留校而去了宾馆工作，当时一心盼望我们学有成就的父亲很觉没面子而郁郁不乐。一直到去世，我们都是他心里解不开的结。后来哥哥学成回国，兄妹三人都有了很好的工作，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，可是父亲，他却再也看不到享受不到了。
    
    父亲一直很虔诚地信仰着共产主义。他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，帮助地下党工作。毕业时，热情高涨的父亲毅然放弃了去奥地利皇家音乐学院留学的机会，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。之后，他响应号召从上海去了山东，又从山东去了贵州，地方一个比一个艰苦，生活环境一个比一个差，还拖累了体弱多病的母亲。结果，酷爱孩子的他只好让母亲将三个孩子一一送到亲戚朋友家寄养，一直到孩子读书才回到家里。父亲的“迂”，还表现在他的工作上。大概是不会溜须拍马，他的处长职务一当就是几十年。父亲生前在电力部门任职，有一个很为人所求的位子。但我家平时客人很少，除亲戚及特别熟识的朋友外，鲜见有人大包小包地来拜访他。他自己也羞于求人。以至于我们几个孩子的就学和工作无不得靠自己打拼。父亲为人善良，但性格内向。我觉得他有许多的苦闷，却无法向人诉说。父亲患病时，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，但我们家还没什么得益。倒是很多改革初期的社会现象，象脑体倒挂，分配不公，通货膨胀等等，让一厢情愿地相信着社会主义痛恨着资本主义的父亲十分苦恼。可惜的是，那时没有人能够开导他。他走了，把这些苦恼和郁闷也带走了。
    
    我常常想，父亲要是还活着，他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也许，他会去美国探望儿子，但仍然会历数那个社会的垢病；也许会去澳洲探望女儿，发现这个福利国家的医疗条件比他享受的公费医疗还要好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他那么喜欢孩子，现在终于可以和他可爱的孙儿孙女们共享天伦之乐了，孩子们也一定会喜欢他们笑眯眯爱唱歌的爷爷（外公）的。可以告慰父亲的是，他特别挂念的小女儿，虽然当年高考落榜，现在自学了大学课程，还读了MBA。当他看到户口本上三个子女的学历一栏清一色的印着“研究生”这几个字，一定会露出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微笑。
    
    父亲安息吧。以前，我们无法祭奠您，现在，就让因特网送上我们的思念之情！